袁崇焕杀毛文龙

崇祯二年（1629）五月二十七日，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蓟辽袁崇焕抵达双岛，五月二十九日，左都督、平辽便宜行事、总兵官毛文龙也依约来到双岛，两人互相宴请酬谢，还多次闭门密议，但到了六月五日，袁崇焕召集毛文龙和他的随同武官，突然翻脸擒拿毛文龙，宣布十二罪状，矫诏斩杀了毛文龙。

袁崇焕怎么敢冒着如此大的政治风险矫诏杀了毛文龙？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？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上任后，毛文龙几次到山海关、宁远等地与袁崇焕会面，两人并没有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为什么在崇祯二年五、六月，两人就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了呢？

把时间拉回到崇祯元年，崇祯皇帝、袁崇焕兰台召对，袁崇焕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，他是如何说服崇祯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任务？毫无依据的一句大话能骗了崇祯和他的内阁吗？显然不行。必定是袁崇焕详细分析了双方优势劣势和他将要采取的相应措施，这些言语打动了年轻的皇帝，以致袁崇焕向他索要全权时，崇祯一口就答应下来。

那么袁崇焕说了些什么呢？我猜不外如下：第一，努尔哈赤已死，皇太极虽然继承汗位，但后金八王共治，四大贝勒并尊轮流值月，内部纷争必然力量削弱，可以挑拨离间分化之，二贝勒阿敏一直想自立，三贝勒莽古尔泰不服皇太极，天启六年袁崇焕派人吊唁努尔哈赤，并来往派员议和，应该趁机调查明白了。第二，努尔哈赤时期残暴民族政策，使辽东汉民从万历年间支持后金变成天启年间反抗后金，以辽人守辽土成为可行。第三，天启年间大学士孙承宗主导的联合蒙古共抗后金的政策显现效果，察哈尔部和喀尔喀五部都愿意和明一起对抗后金。第四，落实熊廷弼提出的三边制措，从辽东、天津登莱、旅顺金州三个方向对后金进攻。第五，要求朝鲜、毛文龙从后方对后金进攻。这样，明、蒙古、朝鲜毛文龙将从四个方向逐步压缩，困死后金，再趁机挑动后金内乱，五年平辽可期。这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有可能的。

但袁崇焕高估了明朝廷，低估了皇太极，到了崇祯二年春天，战略局势急转直下，第一，崇祯元年，登莱巡抚孙国祯核准东江镇兵员为两万八千人，远远低于毛文龙上报的十四万，朝廷不但消减了东江镇的军饷，还要从这些军饷中逐步扣除以前毛文龙冒领的部分，这让毛文龙极大不满，崇祯元年初最后一次向朝廷上报攻击后金战果，之后再无袭扰后金的消息，更在八月派部下在登州海面抢劫来往船只，使三边制措失去了登莱、旅顺等方向的攻击能力。第二，明联合蒙古政策出现重大失误，明中枢答应了察哈尔部林丹汗要求，停了喀尔喀五部的互市，只和察哈尔部开马市。察哈尔部利用明的经济支持，压迫喀尔喀五部向己输诚，喀尔喀五部夹在明、察哈尔、后金之间，孤立无援，内外交困，有倒向后金的风险。第三，崇祯二年正月，皇太极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，取消四大贝勒轮流值月，代善、莽古尔泰、阿敏不敢再和皇太极并坐，同时增加固山额真的权限，八旗内增设八大臣等，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后金权力集中。第四，皇太极继汗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，加力安抚汉民，使后金领地内的汉民反抗力度减弱，各民族之间矛盾有所缓解，后金统治得到加强。

到了崇祯二年二月，内政稳固的后金三路出击，阿敏攻朝鲜，代善、莽古尔泰攻蒙古，皇太极率领四小贝勒攻辽东。

袁崇焕在宁锦抗住了皇太极，但后金另外两路势如破竹，此时毛文龙仍然按兵不动，袁崇焕估计急眼了，三月请示朝廷把东江毛文龙部军饷从登莱转运改为辽东转运，意图逼迫毛文龙出兵，但倔强的毛文龙却用四月底袭扰登莱来回答。

四月，皇太极破坏了宁锦春耕，眼看沾不到便宜就撤兵了。毛文龙四月底到宁远和袁崇焕见了一面，两人不欢而散。

进入五月，朝鲜蒙古两边的战报逐渐汇总过来，情况大坏：朝鲜战败，和后金签约，结成兄弟之盟；蒙古察哈尔部不战而逃，喀尔喀五部向后金投降，漠南蒙古大半归属于后金，蓟镇长城防线暴露在后金兵锋之下。

明与后金局势逆转，不但四面围困的计划破产，而且蓟镇也有被攻击的风险，想维持北方军事局面，必须把东江镇主力从皮岛转移到旅顺一线，直接威胁盖州卫、复州卫，与宁锦方向形成犄角之势，牵制后金。东江镇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。

于是袁崇焕以议饷名义约毛文龙会见与双岛。考虑到毛文龙孤傲的性格，争取毛文龙的支持或者杀毛文龙夺其军，就成了袁崇焕必须要做的二选一，在双岛几次密议无果的情况下，袁崇焕悍然矫诏杀毛文龙，强夺东江镇军队指挥权，同时也为自己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。